在中国，王登峰是那些一心想加入金融行业的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目前，他是中国最大货币基金天弘增利宝（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基金，也是全球第四大货币基金）的掌舵者。不过，成为偶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今年只有33岁。中国著名商业杂志《商业价值》把这位掌管五千多亿人民币的年轻人，称作“当下最具权势的八零后”。

       二零一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向交易员下达了交易指令后，王登峰终于赢得了片刻休息的时间。五分钟后，在北京天弘基金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位余额宝背后的操盘手。我们坐下来，开始谈论他在金融行业成长中所经历的磨炼。乍看上去，他面庞清秀，显得冷静而又机敏，确实有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但我很快发现，在他的老成背后暗藏着一股年轻人意气风发、势不可挡的锐气。按他后来的说法，这是一种早已渗入骨髓的创业气质。

       从无到有

       入行五年后，当王登峰坐在面试官的位子上，面对一群来自全球知名商学院毕业生的时候，他准会想起当年为了进入金融界，自己参加的一场面试。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简称北大汇丰）？是什么性质的学校？”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投资银行的面试官，从王登峰的手里接过简历问道，“是汇丰和北大合作的民办学校吗？是二级学院吗？”

       “不是，汇丰银行给我们捐赠款项，然后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的。”他赶紧补充道，“我们都是通过全国统考招进北京大学的。”

       “哦，那你为什么不去汇丰银行工作呢？”对话最终结束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但后来的经历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在参加面试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对于北京的金融街和上海的陆家嘴而言，这个名字自然相当陌生。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要不断面对像王登峰遭遇到的这种质疑。

        没过多久，北大汇丰的毕业生们就意识到，更大的挑战来自金融海啸。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国的金融机构，其中有许多关闭了早先为商学院毕业生敞开的大门。就业市场上“僧多肉少”，于是他和同学们想到自己动手。“我们每次去参加面试，除了带上自己的简历，还要带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简介。”王登峰回忆道。学生们到每个单位参加面试，不仅是去寻找一份工作，每个人还肩负重任——把幼小的北大汇丰推广开来。

       王登峰是2006年来到北大汇丰的，他们那届学生对这种自助式的解决方案太熟悉了。一个炎热的下午，当他到深圳大学城的时候，商学院刚建不久，可谓一穷二白。“当时条件比较艰难，又没什么师资，反正就这么上呗！”他提高嗓门说，“我还清楚得记得，当时学校几乎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娱乐的项目”。当年这里的一切，逼得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及其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同时也是汇丰商学院创始人的海闻教授提倡，大家一起在这片荒地之上开创出一片蓝天。“海老师非常严格，他说不给你们降标准，你们在深圳，一定要比总部标准更高。”王登峰说，“我们当时是模块化教学，老师都是从外面来的，一门课程学习两三个月，学习强度非常大，而且压力也特别大，隔三差五地要考试，考不及格就得重修。”

　　建在一片荒地中的商学院，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精深的专业知识，还有艰苦创业的精神。2007年，海闻老师要到深圳某家报社做一次演讲，也是一次宣传推广学院的机会，尽管活动后紧接着还有考试，但全班同学还是集体上阵，到会场做会务和学院推广。“在这种情况下面，考试先放下了，凌晨两点再回去复习。”讲到这里的时候，王登峰略显激动，“这是一种创业，大家都觉得这是我们的担子和任务，我们承担着把学院推出去的重任。”

　　现如今，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难就业季走出去的几届学生，也大都已经进入国内知名银行、保险和券商等金融结构，成为各自单位的骨干。前几天，他到另外一家金融机构找朋友，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他的名字，转身一看是个陌生的小姑娘，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大汇丰的师妹。王登峰现在经常走动于各大金融机构之间，发现居然几乎都有北大汇丰的学生。

　　“这种事情也许不会再发生了。”在北京月坛大厦20层的会议室里，王登峰停顿了一会，接着说，“五年过去了，我感觉大家发展都非常好，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明白，他又想到了当年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面试。“北大汇丰发展这么迅速，这让我很吃惊。”他突然对着我说。

　　从一到多

　　随着余额宝走俏，王登峰的影响力拓展到了金融圈外。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利，他表现得很平静。当我问到余额宝爆红后，对他有什么影响时，他说只是认识他的人一下子比自己认识的人多了，其它影响自己似乎并未察觉。他又立刻补充道：“工作以后，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不管光环怎么样，那种屌丝的气质永远都不能丢。”

　　王登峰眼里的屌丝气质，是一种包含谦卑、激情、专业的冒险精神和创业气质。他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直到从湖南师范大学读完经济学本科，才离开老家。接下来的几年，他没有像同学那样，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坚持下去。那几年，他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直到2006年才被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录取。在深圳的三年，他接受了严格的国际化的学术训练。

　　在北大汇丰就读期间，王登峰遇到最大的挑战是英文。他的导师是韩国人李旻洙，两个人只能用英语交流。刚进北大的时候他的英文就是一个瓶颈，就逼着自己狠学英语，试着用英语的方式去思考。可是到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王登峰发现自己还是很困难，老师说再这样下去，就延迟毕业算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于是连熬了二三十个通宵，没有白天黑夜的写，才把论文写出来。”王登峰说，“我当时数学和计算机也不好，写论文的时候又逼着自己温习计量软件。”最后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人不逼一下自己，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王登峰笑称，“当年选韩国导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给逼出来。”

　　接受的教育和工作中的磨练，让他越来越相信海闻老师当年说过的话。“不在乎去一个多么牛掰的公司，一个多么厉害的平台，而是说能为打造这么一个平台，能做出多少的贡献？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他强调，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海老师一直灌输给我们的理念，应该去成就一件事情、一项事业，而不是让你去搭哪个平台或者事件的顺风车。”

　　后来的经历表明，王登峰将北大汇丰的创业精神带入了职场。2008年，中信建投证券逆势纳贤，他顺利通过招聘，最终进入了中信建投证券固定收益部。这是一个较新的部门，部门总共不过十多个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独当一面，他从事的是资金业务。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资金业务在固定收益领域里最苦最累的，也是金融从业者一般不愿做的。“资金业务是一个刚性压力，得天天求人，然后出了问题还得担责任，但你又是一个资历最浅最基层的员工，所以当时很难做。”王登峰回忆起当年的艰辛时说道，“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觉得能进中信建投证券就已经很感恩了，就抱着一种创业精神，安安心心地工作。”

　　他告诉我，加入中信建投证券后，他把同样做资金的人都召集在一个聊天群里，在工作之余尽最大努力帮助群里的成员，并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后来，这个圈子为他未来的工作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到了2012年，王登峰想去尝试新的东西，于是从交易员转向基金经理。有了中信建投证券固定收益部的出色业绩和履历，加上他几年来在圈内的良好口碑，按照惯例，他如果跳槽应该会选择进入一家更大牌的公司，然后在那里一直高升。但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去了天弘基金。而当时，天弘基金是一家排名靠后的小基金公司。

　　就在大家将目光从这家公司转移开的时候，王登峰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彼时，基金经理要在行业立足，就得靠业绩排名说话，所以很多基金经理有赌上一把的心态。但天弘基金一直主张稳健理财，不搞相对收益排名。“我当时觉得种理念好，这样沉淀出来的才是真正做投资的，而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无视风险的赌徒。”他说。此外，天弘基金当时也经历过一次大调整，重新组建了团队，这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这种环境里，才能够有所作为，才有自己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登峰说，“我当时进来，觉得应该去开创一条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年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创业基因似乎又神差鬼使让王登峰选择了成就事业和平台，而不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天弘基金不争排名，更看重投资组合管理的稳健性，所以后来面对市场上诸多重大风险，天弘基金都能波澜不兴、安然度过。王登峰说，阿里巴巴也是看中了天弘基金的稳健才愿意合作推出余额宝。随着余额宝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王登峰也一下子成了掌管5000多亿人民币的明星基金经理。

　　这也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黑天鹅》一书中说的，在这个日益脆弱的现代社会，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都在处理各种风险，但真正有创业与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做到避免思维上的从众，并从未知的事物当中扑捉到机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一个人的成功，不一定要去多么牛掰的公司和平台，但是你必须具备一种创业精神，其中包含面向风险时的信念、激情和专业知识。

　　那么，“能不能更简单的谈谈什么是创业精神呢？”

　　王登峰解释说，“就是一个东西，可能是零或者只有一点点基础，需要通过每个个体的努力去把这个东西推动起来，或者把它扩展起来。我感觉没有什么差工作，也没有差公司，只有差的理念。不管哪个领域，都要去琢磨自己的行业轨迹，怎么能找到一个发展的空间。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光点，这个发光点不是等着别人去找，要自己琢磨。”

　　他笑了，笑得很坦然。

Q&A｜余额宝掌舵者王登峰眼里的职场法则

（撰稿：董金鹏  编辑：绳晓春）